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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
若无理解,焉得和平?若不相识,何谈理解?
莱斯特·皮尔逊

加拿大前总理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太平洋皮尔逊世界联合学院创校支持者

UWC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胸怀整个世界。它独一无二,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

纳尔逊·曼德拉

UWC名誉主席

已故南非前总统

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梦想,就是为你们创造一个梦想中的学校。请走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他人的梦想!

赵宾

中国世界联合学院中国国家理事会理事及常熟世界联合学院董事会董事

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 93 - 95

对理想和对有意义人生的追求是UWC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且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颐

中国常熟世界联合学院共同创办人及董事会副主席

哈佛上海中心执行董事

加拿大皮尔逊UWC 89-91届毕业生

世界联合学院是1963年在日内瓦创立国际文凭组织的国际学校联合会的十所学校之一。… 今天,全世界超过4000所学校开设了IB课程,IB已成为进入优秀大学的金钥匙。
约翰 · 丹尼尔爵士
世界联合学院国际董事会及理事会主席
世界需要卓越的领导者来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挑战、矛盾及冲突。他们需要运筹帷幄,充分挖掘新的机遇。我们对UWC学生的潜力以及实干的精神充满信心--因此决定加大对UWC的支持。

谢尔比·戴维斯

UWC国际赞助人

谢尔比·戴维斯奖学金计划共同创办人

在国际环境中突显民族情怀 ,在中国沃土上栽培世界之林。

李萍

副校长

中国文化项目总监及虞山书院院长(中国项目中心)

常熟UWC帮我找到根系,也放任我去漂流 | 我在UWC的故事

发布时间:2025-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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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理想的学校,究竟能给学生带来什么?2025届毕业生朱小澍的故事给出了她的答案。


从体制内到常熟UWC,她在陌生的环境中摸索自己的位置。她曾因不够流利的英文与难以掩饰的中式口音而心生忐忑,也不自觉地模仿他人,试图融入常熟UWC。文化差异与自我怀疑一度萦绕着她:我该成为什么样子?我原本又是什么样子?


常熟UWC带给她的,远不止一个国际化的学校,更是一个由师生共同营造的、包容而温暖的安全网。在这里,她鼓起勇气发起并组织了关于 “南京大屠杀” 与和平重建的深度对话;曾经怯于舞蹈、也不擅长运动的她,在参与拉丁舞与武术知行的过程中炼出自信与领导力。她曾担忧国际化氛围会冲淡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却发现:“现实恰恰相反——正是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我才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文化底色。”


朱小澍在常熟UWC的三年,是一段从自我怀疑走向自信绽放的旅程。在这里,她不必急着成为谁,而是有空间慢慢发现自己是谁,并带着这份自知与底气,坚定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在DP1开学的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英语语言与文化)课上,我们讨论起语言意识形态,我向老师Yarina表达了自己的“中式口音焦虑”。


每个人都有口音,她说,中国口音是口音,难道纽约音、伦敦音就不是吗?如果世界上的人全都用一样的语调发音沟通,那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口音的不同才是语言美丽的地方。


这段话不仅是这门课程的核心思想,也成为了我真正与FP时期那份焦虑和解的关键节点。




寻找立足点的开始


从体制内学校踏入常熟UWC,我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差异。两种体系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课程与语言上:原来的学校更崇尚内敛和沉稳,常熟UWC却鼓励完全释放的自信表达,内敛反而成为一种可能需要调整的习惯。初中的老师会期望来自学生的尊重,期望学生理解自己的教育意图。然而我发现,许多常熟UWC的老师更期望双向的交流,和更轻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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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House-Meraki, 

在UWC Day拍摄的大合照



我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重新去理解、去适应。在这种情况下,焦虑是非常容易产生的情绪。而不熟练的英语表达,试图隐藏却不可避免的中式口音,以及日常琐碎的小挫折,都可能成为催化剂,让这种焦虑变成一种隐隐的自卑感。尤其是当我观察到,来自其他教育背景的同学看上去似乎更“如鱼得水”,更“自在”时,我很难不控制自己去模仿他们。


更令人感到别扭的是,我还需要尽力掩饰这种内在的挣扎。在试图改变的过程中,我时常陷入迷茫:我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甚至,我原本又是什么样子?


后来我才发现,常熟UWC给予我的这三年时光,恰恰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空间。在这里,我不必急着成为谁,而是可以慢慢发现自己是谁。




由人编织的安全网


常熟UWC有许多像Yarina一样的老师,他们不断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支持我。很多时候对他们来说,那些关心和善意是习惯性的,如呼吸般寻常。但对于正好处于挣扎节点的我来说,是非常有力的支持。他们的包容让我慢慢脱离了“变成谁”的焦虑,让我尝试着对自己的犹豫放手,只是去向前,只是去行动。


在进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反思和纪念活动时,Lusine和Adela老师的帮助成为了我持续的勇气。作为一个南京人,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对我意义特殊。从FP开始,我每年都会在校内组织纪念活动。第一年,我策划了一个小型史实展览。这个展览包含对于“南京大屠杀”和在此期间被毁坏的文物的海报介绍,以及来自两位老师的战争题材的艺术作品和我的一件艺术作品。


第二年,我希望把这个话题带到更多人面前并进行观点的互换。然而,在多元群体中探讨这样的历史并非易事:它可能引发立场冲突,也可能触及听众关于战争和暴力的创伤记忆。 对我自己而言,这个话题本就承载着复杂的情感。


犹豫之际,我想起来自亚美尼亚的Lusine老师曾主持过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讲座,便向她寻求建议。她不仅耐心与我讨论,还热情地帮我联系了经验更丰富的来自波黑的心理学老师Adela。她们帮助我分析了在常熟UWC这样的国际社群中探讨此议题的价值与潜在影响。


Adela向我分享了关于如何构建敏感话题讨论的资料还有自己的经验。对她们而言,这或许只是教师职责内一次平常的指导,但是对于当时犹疑踌躇的我来说,她们的话肯定了我做这件事的意义。


我深知,任何观点都难以避免争议,冲突的声音随时可能出现。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她们的支持让我确信,即使观点引发争议,也总有作为老师的她们包容我的观点和想法,理解我的初衷。这种“有人托底”的感觉,其实是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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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GIF上的分享


在她们的支持下,我选取了“屠杀后的重建和关于和平的反思”作为议题,将它带上了学校的全球议题论坛(Global Issues Forum,GIF)。如预期一样,反馈中有不解与争论,但更多人告诉我,他们此前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是这次论坛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我很感谢老师们的支持,能让我迈出这一步,勇敢去发声,并且像她们一样,去拥抱不同的回响。


当然,这样的支持不只来自老师,更是整个常熟UWC社区共同构建的。在GIF这样的平台上,每位参与者——演讲者、策划者、听众——都需要协力构建包容的对话空间,才能让敏感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在进行这样的活动时,我总会为师生们构建的支持性环境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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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做马来西亚沙拉给我们吃


不论是探讨战争历史还是性别议题,参与者都能保持倾听,尝试从他人的角度思考并共情,让我们在表达观点或者分享自己的经历时能有足够的安全感。这样的安全感和心理支持,也延伸至自我表达和展示的方方面面。


DP1项目周期间,全年级分成不同小组,前往河南多所思源学校开展文化交流。我们小组的目的地是河南上蔡思源学校,在初中部开设的活动之一是舞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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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思源学校,我们组织的舞蹈工作坊


放学后,同行的来自墨西哥的同学提议带我们走上街头,一转头就看见一群跳广场舞的阿姨。我们加入了她们的队伍,跟着节奏摆动起来。跳着跳着,我们甚至开始教阿姨们跳拉丁舞。后来在热闹的路口,在围观人群的目光里,我们拉起队伍,轮流展示起各自的民族舞蹈。


那是我头一回真切体会到,舞蹈带来的快乐可以如此纯粹。


它超越了语言和技巧,成为最直接的情感表达。在音乐声里,我们不再在意自己的舞姿是否优美,不再在意观众的评价怎样,只是尽情地感受着舞蹈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用尽全身的力气去释放我们的情绪,然后让那种情绪感染身边的人。这种纯粹的体验,无疑也需要身边的同学强有力的情绪支持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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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ego Latino在同一个世界音乐会的表演



那次经历,促使我在DP2加入了Fuego Latino拉丁舞知行社团。起初,我对很多动作感到不适应,总是放不开,而Fuego Latino是一个鼓励打破舒适圈的社团。社团里互相鼓励的氛围,特别是社长的热情引导,让我逐渐放下了顾虑。


我不再小心翼翼地从观众的眼神里寻找自己,不再需要从别人的评价里寻找自信。我越来越感受到舞蹈中释放自我的快乐,越来越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感受,清楚我只是为了自己而跳舞。


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舞台上,也影响了我对自我的认知。在Fuego Latino收获的热情又推动我不断地去尝试更多不同文化的舞蹈和艺术,寻找展示自己的机会。在申请季和学业压力最大的时候,舞蹈成为我最珍贵的情绪出口。回忆起每一场表演,我都会想起那些带我跨出舒适圈的同学。她们用自信告诉我:表达自我不需要完美,只需要真诚。




在漫无目的的漂流中认识自己



有了安全感作为基础,我在常熟UWC的环境里得以更自由地探索。我任由那些不加深思熟虑而做下的决定和想法带领着我,在过程中逐渐看清自己的性格特点,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在DP2,我在亚洲文化周的Global Café活动中,持续策划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议题。这次参与依然得到了同学们的鼓励,而我能明显感觉到,心里的那份胆怯与焦虑减轻了许多。设计讨论议题与内容时,我试着主动提出一些或许会带来不同视角的问题,也期待能听到多元的声音。


圆桌旁坐着来自南京、亚美尼亚、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和马来西亚的老师和同学。从“南京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到当下的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抗议、巴以冲突,我们聊着媒体叙事与公共话语里对苦难的呈现,是如何悄悄影响着群体间的相互理解。我们探讨了简化与标签化的表达,如何会模糊人性的复杂,并让伤害变得更容易被接受。


我们当中有的人在冲突中长大,有的离战争很远,却也不断地思考着我们的历史:作为青年人,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创伤?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铭记?


我们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却也惊喜地发现彼此答案中贯穿的一致性:在冲突的两岸,我们能够平视彼此,跨越分歧,去追寻那些连接起我们共同人性的情感。


三年间,围绕同一话题的讨论,让我愈发感受到其深刻的价值。常熟UWC老师同学的包容和理解构建起讨论的意义,让关于历史的讨论在今天真正拥有重量和温度。


不同于“南京大屠杀”的策划活动,我在常熟UWC的有些经历始于无心插柳,却在这片土壤中生根发芽,结出意想不到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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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CCE的武术表演



比如加入“止戈”(武术知行)这个决定。我从小与运动无缘,尤其是团体项目。因为赢球聚在一起欢呼,或是队员们围在一起喜极而泣......这样的情绪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甚至难以理解的。FP时,我在机缘巧合下进入了“止戈”,开始跟着学长学姐练习武术,又在DP1碰巧成为了核心成员,开始教新成员武术动作并设计CCE(中国文化晚会)的节目。


我们的成员大多没有接触过武术甚至任何运动项目,因此不论是动作还是配合都需要一步步训练磨合。我们总是会在每次彩排和run-through(走场)时,出现大大小小的失误,加倍努力地训练,又在下一次彩排出现新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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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CCE的武术表演



然而,在持续不断的“崩溃”中,我们反而建立起一种更紧密、更特殊的友谊。正式演出时,在后台,我看着成员们完美呈现那些曾反复失误的动作,看着他们的力量和状态都达到了训练时没有的高度。 我看见所有人的热情,看见刀剑棍碰撞出的火花,还有四处溅落的刀的碎屑。


后台的成员们忍不住欢呼、惊叹、紧紧相拥。作为组织者,看着整个团队在舞台上爆发,这种纯粹的、炸裂般的快乐,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在成为“止戈”的社长之前,我一直对于领导团队心存顾虑。我的性格比较温和,很难对人做出命令,也没法真的“凶”起来。但“止戈”让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团队相处方式——我意识到,一个组织者并非必然需要依靠强硬的性格和命令。在和另一位社长的配合下,我们能够通过热情和趣味调动组员的积极性,让大家即使进行着枯燥又折磨的训练也愿意持续下去。从向内的自我认知到向外的关系构建,“止戈”带给了我各种层面上的收获。




在世界的舞台上,

寻找自己的文化坐标


我是谁,这个问题在常熟UWC不断被叩问。在探索中,我慢慢对“我是怎样的人”“我怎样思考”“我怎样处在社会中”有了更多的答案。而“我是谁”的问题中还包含着“我由什么组成”“是什么塑造了现在的我?”,文化认同成为这个问题的关键。


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深厚认同的人,我曾担心国际化环境会稀释这种认同。但现实恰恰相反,正是置身于多元文化中,我才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文化底色。


越是处于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我们越珍惜并紧紧抓住能够定义自我的文化根基。这也是为什么在常熟UWC,大家乐于在文化周(Cultural Weeks)和UWC Day这样的活动中展现、分享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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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CCE上的民乐团表演



其中,CCE(中国文化晚会)活动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在这个舞台上,我可以通过展示二胡、武术等传统艺术,真诚地表达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在三年里,我从CCE单纯的表演者,成长为节目的策划者和主持人。尽管课业压力不断增加,我却在CCE里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情感。参与的过程让我领悟到:文化展示的初衷并非追求技艺或艺术的完美无瑕,而是自在地分享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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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左一)担任2025年的CCE主持人



在常熟UWC的全英文浸润环境中,我曾担心我的中文能力会逐渐退化。但常熟UWC的中文课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这里的中文教学不仅保持了体制内的专业水准,还更进一步,让中文真正成为了可以感知,可以应用的学科。


在FP的时候,潘老师课堂上关于《雷雨》人物形象的激烈辩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引导我们剖析繁漪、周朴园等人物的复杂心理,探寻《雷雨》冲突的根源。我们渐渐发现,文学问题牵扯着社会、阶级、性别等宏大议题,班上同学差点因为意见分歧吵了起来。正是这种“争吵”,让我们触摸到文学作品的价值:时至今日,文学中的矛盾仍然具有现实的映射意义。


进入DP的中文文学课,彭老师会带我们坐到湖边,品读洛夫的诗歌,从故乡的蟋蟀讲到咳血的杜鹃花,让我们在开阔的空间里想象诗歌的意境,用最个人化的情感去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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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师带我们在户外上课


学习《芙蓉镇》时,我们小组围绕王秋赦这一人物形象进行汇报,从分析他的行为动机,到意犹未尽地探讨:是什么塑造了这样的人物,是时代,环境,还是个人性格?


讨论自然地延伸开来,我们联想到身边的现象,进而思考古华的创作意图与读者的解读视角。文学,渐渐从课本上被逐字拆解的分析对象,从生硬套用的理论框架中解脱出来,变成了解读生活、观察世界的一个工具。


常熟UWC的中文课所教授的,远不止文学技巧,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思维跃迁。可以说,常熟UWC的中文教育给了我重新认识母语的契机,让我感受到中文超于学科、超于分数的更感性的意义。




“让自己的所到之处,

都变成UWC的样子”


我仍然记得DP1上学期的时候,我和朋友带着刚到常熟的国际生同学去常熟博物馆参观,我们聊起不同学校的学习压力,我问:“很多中国学生会觉得国际生对成绩和学术都没有那么在意,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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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同学回答我:“这话对也不对。我们当然在乎成绩,但是世界上有那么多所IB学校。如果只是为了拿到IB高分,我完全可以在家门口上学。我们跨越半个地球,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显然是为了成绩之外的更多东西。


我后来也时常想起她的回答。她的话不断提醒着我常熟UWC超出普通学校的意义,让我更加珍惜那些只有在常熟UWC能够体验到的事,只有在常熟UWC才能得到的机会。我于是不断地去接触不同的人,探索不同的领域,哪怕只是浅尝辄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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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当时来常熟UWC面试的时候,背下的UWC values (价值观)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当时的我质疑这些笼统的概念,质疑这些过分纯粹的美好愿景。怎么会有一座高中以理想主义为傲?一群高中生哪里有力量去达成“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毕业之际,回顾常熟UWC三年的经历,我也并没有做到这些values里的“壮举”。但是三年以来不管是对内对自我的探索,还是对外对身边的人做出的小小影响,都在细微之处,悄然呼应着那些高远而宏观的理念。相比起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常熟UWC带给我的成长更多是内在认知的深化,和展现自知的底气。我更清楚我的性格,我的价值观,我由怎样的文化和思想组成,我擅长于什么,我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一个社群和社会中。我也能够更勇敢地把我所认识的自己展示给更多人。


此刻,再回望FP时候的焦虑,我终于慢慢发现之前自己一直在尝试论证一个伪命题,即“成为适合UWC的样子”。UWC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它建立在对于“个体差异”的认知上。没有人应该通过改变自己、模仿别人,来融入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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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advisors


在毕业之际,我和我的advisor(指导老师)说,我很害怕常熟UWC的三年是我人生最精彩的三年,但是我却相信,常熟UWC的三年可能是我人生最最精彩的三年。这三年里我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不完美,但我也知道,走出小岛很难再有一个地方鼓励我相信理想主义,让我不用担心试错的机会。


我的advisor说,你可以尝试让自己的所到之处,都变成UWC的样子。这句话带有浓浓的UWC理想主义的味道,听上去非常乐观,很不现实,但我仍然这样期待。



-End-


作者:朱小澍,常熟UWC 2025届学生,芝加哥大学2029届学生

部分图片由常熟UWC 2025届学生Jayda,2026届学生Eilee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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