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富俊拍摄的纪录片剧照

2023年，在上海街头一间敞开的门窗安装工作间里，班富俊（以下简称Ban）的目光被吸引了。逼仄的空间内，竟悬挂着两幅《兰亭序》和《陋室铭》的印刷摹本，飘逸的字迹在油污工具间透出蓬勃的精神气。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纪录片的魔力，就藏在这些被忽略的角落，藏在每个普通人鲜活的生命里。这束照亮她镜头的光，其实早在多年前的久牵，就已悄悄埋下伏笔。

久牵：在迷茫里长出理想的嫩芽

2014年的上海，非本地户籍的身份像一道无形的墙，让成绩优异的Ban在中考后无法升入普通高中，最终走进了一所职业学校。

踏入职校的那段时光里，迷茫与不甘席卷了她：“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学一门技术，找份工作，然后呢？”这个问题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心头，却也悄然种下了一颗渴望改变的种子。

幸而，初中时加入的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窗。久牵自由探索、表达与创造的氛围，滋养了她对摄影、画画、读书和音乐的热爱。她将自己设计的绘画和摄影作品赠予他人，体验到“做自己”也能为社区带来温暖和价值。久牵的电影分享课，也成为了她影视事业的启蒙。当久牵创始人张老师向她介绍UWC时，Ban内心那份改变命运的渴望被点燃了。

首次申请UWC，因自我认知和目标尚不清晰，她遗憾落选。但Ban没有气馁，沉心反思，充实自我，第二次申请时，她拥有了更从容的心态：“如果不去UWC，会不会阻止我做想做的事？答案是不会。”这份坦然与成长，最终让她成功被常熟UWC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UWC：在鲜活的日子里探索热爱

2016年8月，Ban来到了常熟UWC。在这里，Ban找到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UWC鼓励学生开展社会服务，成为积极的“创变者”，这让她延续了在久牵萌生的社会关怀，积极参与孤儿院陪伴、艺术支教、动物保护等知行项目。

▲ 2017年，Ban参与Little Leaf知行，

在常熟孤儿院陪伴孩子们进行艺术创作、游戏等

▲ 2017年，Ban参与校园音乐剧《妈妈咪呀》

常熟UWC多元的环境和自由探索的氛围，让她确认了自我的表达是被认可的，个人喜好也能与社区互动并创造价值。

她曾回到久牵分享常熟UWC的生活：

在常熟UWC的每天都是鲜活的。每早睁开眼睛，心中就充满了喜悦，想着今天又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结识哪些有趣的灵魂，接触哪些新鲜的事情；晚上睡觉之前把这一天再回顾一遍，感觉心中充实又踏实，然后做个梦，期待下一个‘明天’的到来。

我很喜欢常熟UWC的同学们，有想法，有激情。我总是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在闪闪发光，这些光芒或许并不强烈，但是能够明确感受到它们每天鲜活地跳动、闪烁。

在常熟UWC，Ban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分别是中文文学和视觉艺术，她都选了高级课程（HL）。在思考大学专业时，她发现自己喜欢文学、艺术、音乐，这三者她都不想放弃，这些结合在一起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指向了电影。

▲ 2018年，Ban与中文课同学的合影

“年轻的时候，犯错比什么都重要”

2019年，从常熟UWC毕业后，Ban带着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前往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的求学之路。在英国，她选择了电影实践作为主修专业，毕业后确定将纪录片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纪录片的创作允许她和社会中的人建立真实的联结，对她来说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加人文，也更符合她的个性和思考的创作方式。

▲ Ban在伦敦艺术大学与同学们合作电影拍摄

“我发现自己更喜欢社会题材，我喜欢将镜头对准真实的社会。对我而言，拍摄是一场‘乘法式’的成长——在记录中，我得以细细体会他人的人生，这也打破了我过去在摄影、绘画等个人化表达中那种艺术化的自我陶醉。当真正打开自己后，我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变得更全面，内心也更有力量，这个过程奇妙又深刻。而支撑我持续创作的，正是源于那份好奇心：想弄清自己是谁，拍摄的人是谁，以及他们为何这样生活。”

Ban的第一份纪录片工作是在复旦大学担任纪录片录音、导演助理和执行制片人。在工作过程中，她发现了自己的拍摄对象，一位来自江西的中年大叔——熊师傅。

熊师傅以安装门窗为生。Ban第一次见到熊师傅时，他的工作间的门敞开着，她看到了里面挂着的书法作品，在一方狭小的空间里居然藏着这样丰富的精神底蕴，Ban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 纪录片剧照 

通过采访，她了解到熊师傅对书法的热爱，他人对他的欣赏，并逐渐挖掘出他的故事：熊师傅一直对硬笔书法感兴趣，不断练习，直到有一天被上海书法家协会的徐老师遇见，从此开始真正的书法学习。

这段拍摄经历使得初入社会的Ban走出自己的局限，开始清楚地看见世界上的其他人，看见每个角落独一无二的生活。熊师傅面对生活磨难时的精神追求鼓励了她。

为了专注于创作，Ban甚至辞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

但纪录片创作从来不是坦途。找题材要泡在书里、新闻里，确定题材后要做海量调研；资金是难题，拍片子要跑多地，设备、交通、人员合作处处要花钱；拍熊师傅时，听不懂江西方言成了他们沟通的障碍。最磨人的是长时间的拍摄周期——一部片子可能要拍几年，怎么让最初的热情不被消磨？

“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Ban说。她学会了“不想太远”，把“我会不会搞砸”的焦虑放下，只盯着眼前的具体问题：今天要联系哪个受访者，明天要整理哪段素材，资金不够就去讲电影课、做讲座攒钱，听不懂方言就找熊师傅一遍遍沟通确认。

▲ 2025年，Ban在上海为初中生上电影课

“把每一个你会面临的困难具体化，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然后你再去想办法解决它就可以了。”

起初，父母对她放弃稳定工作选择“折腾”充满不解。“这是一个说服的过程，首先得让他们看到我在努力，因为我觉得犯傻和犯错真的是很重要的，不然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适合什么，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去做，我一定会后悔，我不想留下遗憾。年轻的时候，犯错比什么都重要。”

她把自己的计划讲清楚，然后真的一步步去做——攒钱、拍素材、剪片子。父母看着她眼里的光，看着她说到做到的韧劲，慢慢从担心变成了信任。“我们家向来是谁有理听谁的，我证明了我是认真的，他们就支持了。”

在Ban看来，选择纪录片行业并非冲动，而是一种对生活本身的需求。拍摄别人的生活不仅让她感受到生命力，也让她从疫情后对自我的过度关注中走出来。疫情期间，很多人对自我的关注过分强烈，Ban发现，走出去拍摄外界，能够给她更多力量。

“我会问自己，你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虽然这条路很难，但谁的人生不难呢？我认为人生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即使不一定成为一个完全的电影工作者，我首先是一个生活着的人，而生活总是发生在记录之前的。”

Ban的纪录片创作也让她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于她而言，纪录片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而在不断与社会对话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些能够产生共鸣的朋友。例如曾在体制内工作，但后来因为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而转型的张老师，以及通过社交媒体普及纪录片知识的孙老师等等。

“做纪录片的这些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有些经验丰富的人会带领新手，不像大家刻板印象里的那样，‘社会对年轻人很苛刻’，人本身都是鲜活的，人和人的关系也可以是亲切且生动的。”

为了更好地推广影像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纪录片，Ban希望有机会能开展纪录片教育相关的活动。她深知，现代社会的青少年是在影像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但他们缺乏正确的引导，客观条件的限制更会引发表达的扭曲或极端化。Ban希望通过自己创立的“探映”这个平台，帮助青少年客观认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并通过影像找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她相信，影像是一种年轻的表达形式，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就像是一种语言的语法，而年轻人如何用这种语法去创造，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展望未来，Ban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她希望通过与独立纪录片导演、公益机构和影展的合作，让更多的人看到优质的影像作品。同时，Ban也计划学习更多美学和教育学领域的知识，与不同教育领域的人合作，逐步形成国内青少年影像文化的氛围。

她的目标是协助青少年通过影像与社会文化对话，勇敢表达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尽管国内的影视教育体系尚不完善，但她坚信，只要先靠民间的力量循环起来，未来总会有更多的可能。

从那个曾叩问 “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的迷茫职校生，到执起镜头记录人间真实的纪录片创作者，Ban始终在思考：自己究竟要过怎样的人生？ 她用每一次选择、每一步行动，让心中的人生轮廓在前行里慢慢显影，而这份勾勒，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