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问之初

如果要为我在常熟UWC的成长找一个起点，我想，应该是“为什么”。

小时候，我做过一道成语填空题：“___帆风顺。”

别人想到的是“一”，我想到的是帆的数量。我先写了“二帆风顺”，又抬头问父亲：“三帆是不是比一帆更快？”

因为那时我刚拼好一艘乐高海盗船，在我的想象里，帆越多，船就应该开得越快。

父亲没有立刻纠正我，只是坐下来，陪我一起上网搜索。那天晚上，我们从一个小小的填空题出发，查到古埃及早期的方帆，查到中国古船用竹篾撑起的硬帆，也查到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三桅帆船。

最后，我们又回到“一帆风顺”这个成语本身，明白它说的并不是帆越多越好，而是船正好借着风势，顺畅前行。那一次，我记住的不只是一个成语，也领略了一个问题怎样把人带到更远的地方。

再大一点，提问第一次把我带进了更公开的世界。

我从小喜欢古钱币。一次翻看教材和资料时，我看见一枚“宣和通宝”被标成了北魏的钱币。我当时就愣住了：宣和明明是宋徽宗的年号，怎么会写到北魏去？我回去重新查时间线，翻货币史资料，对照博物馆信息，后来还请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钱币专家傅为群。结论很清楚：这枚钱属于北宋，不是北魏。

可新的问题也跟着冒了出来：课本真的会错吗？

如果它错了，一个学生应不应该指出来？

后来，我把自己的查证写成了文章。那篇文章被很多人看见，也引发了远超我想象的讨论。

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件事最重要的，不只是“被看见”，而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提问不只是书桌前的好奇，它也会进入现实，进入公共讨论，甚至推动一个错误被纠正。

在常熟UWC，让问题生长

2.1 课堂里的发问：

在学科范式中追问意义

进入UWC之前，我的发问大多依靠直觉。但在这里，我第一次体会到：真正有深度的发问，不只是简单追一句“为什么”，而是通过各学科的思维范式去思考和探寻。

这份转变，最先始于历史课堂。第一次写IB历史论文时，我以为梳理事件背景、发展过程和各方观点就已经完成完整思考，老师却只问了一句：“But why did this matter?”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历史学中的问题，并不止于“事情发生了没有”或“谁对谁错”，更重要的是探究：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接触到历史学的提问范式。历史不是按时间线堆砌史实，也不是观点的简单并列。它要求我们不断追问证据来源、叙述立场与解释边界，理解同一个事件在不同语境下的多元内涵。此时的提问，不是为了寻求标准答案，而是深入理解事件背后的解释逻辑。

TOK（知识论）课程，进一步深化了我的这种认知。课堂上，我们常常要问：

这些问题往往没有统一结论，却让我明白：世界并不总在等待标准答案，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先把问题问对。

在这里的三年学习，我愈发感受到：教育，并不是笼统地鼓励学生“多问问题”，而是引导我们看见，每一门学科，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思维框架与发问方式。

历史教我追问事件的意义、证据的来源与叙述的立场；英语和中文课堂也同样在训练发问，只不过它们更常把问题落在文本之中：一个词为什么这样放置，一个意象为何反复出现，一个叙述者说了什么，又刻意没有说什么。

▲中文课合影

到了物理，问题又换了一种面貌——不再只是解释“这意味着什么”，而是要求我问：现象背后遵循什么规律？一个假设能否被量化、被检验、被反复验证？

数学中的发问则更聚焦结构本身：条件是否充分，模型是否成立，推导是否严密，边界与连续性是否被认真对待。

计算机学科让我有了全新的思考维度。提问不仅可以用来理解世界，还可以用来设计世界。我们需要思考系统如何定义问题，数据如何梳理架构，规则如何导向结果，也会思辨技术究竟会放大人的判断，还是局限人的思维。

UWC的课堂带给我的第一层改变，就是让我从“对答案的浅层追问”走向“在范式中的深度思辨”。我仍然关心事实是否准确，但我开始学着继续问下去：

在这样的提问里，我感到问题真正长出了更深的根。

2.2 学科交叉中的发问：

当一个问题跨出单一范式

到了UWC之后，我不断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往往不能只靠一个学科来回答。

我的EE（拓展论文）就让我很明显地体会到这一点。我研究的是Richard Stallman的领导力对GNU运动影响的意义。起初，这像是一个历史题目；可真正写下去以后，我才发现，它背后牵涉技术、法律、社会运动与伦理语言。

问题不再只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一个技术运动如何被理念塑造，又如何反过来改变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研究一个对象，并不够，更重要的是搭建一套理解它的框架。

ClioCards项目则把这种跨学科的发问带到了创造之中。做这个项目时，我一直在想：历史能不能不只是被记忆，而是被思考？

于是，我和一位同学一起，把历史学习、游戏设计和AI工具结合，尝试构建新的提问方式。

▲ClioCards 是我与同伴 Philani 在 Kuncheng Spark 中发起的项目，下图为项目路演现场。

玩家不只是回忆事件，而是借助empathy（共情）、cause and effect（因果关联）、historical context（历史语境）这些“思维工具”去分析和重构叙事。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再停留在“历史是什么”，而变成了“技术能否帮人更好地进入历史思维”。

从这些经历中我悟到，好的问题常常生长在学科与学科的交界处。它既要求历史的敏感，也需要技术的结构感；既关乎知识，也关乎判断。在UWC，我学到的不只是跨学科学习，而是学会承认：有些问题本身就比一门学科更广阔。

2.3 与同学一起发问：问题变成共同探索

在UWC，我渐渐明白，问题不只是一个人的好奇，也可以是一群人共同建构出来的成果。

以前，我更习惯独自追问，但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朝夕相处后发现，同一个问题一旦进入对话，就会长出新的方向。

有人先关注事实，有人先思考结构；有人在意技术可行性，有人更关心人际影响。

问题不再只是“我怎么看”，而变成了“我们能不能一起把它想得更完整”。

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是因为Archive项目的诞生并不是来自我一个人的灵感，而是来自饭桌上的一句闲聊。

The Challenger校报编辑Joseph问我： “How can we preserve our stories online?” （我们怎样才能在网上保存我们的故事？）

这个问题初听简单，深入推进后才发现，它不仅关乎报纸的数字化存储，更牵涉检索、版面、分类，以及一所学校如何保存自身记忆。正是在和编辑、同学、老师的反复讨论与修改中，我开始明白：一个问题被很多人接住之后，才会真正变得丰富立体。

▲DP1项目周，我与同学们一起去

河南思源学校进行文化交流

ClioCards项目的研发也是这样。我的合作伙伴Philani来自非洲，我们对同一段历史、同一种叙事方式的直觉并不完全一样。也正因为如此，讨论才变得有意思：我们不是各自坚持原来的理解，而是在来回碰撞中，一起思考怎样让历史不只是被记住，而是真正被讨论。

到了这里，合作不再只是简单分工，更像是共同发问。问题本身，也在这种跨文化的对话里慢慢成形。

舞龙队让我体会到另一种“共同发问”。它几乎不用语言，却时时引人深思：

▲舞龙队在2025 CCE的表演

练习时，只要有一个环节慢半拍，整条龙的流动就会受影响。可也正是在一次次配合失误、一次次“再来一遍”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到，团队精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不断调整彼此、重新寻找节奏的过程。此时，问题从“我做得对不对”，变成了“我们怎样才能一起做好”。

而在计算机知行，问题因为角色改变了。作为负责人，我迫切地意识到，一个社团真正需要回答的，往往不是“这个项目能不能做出来”，而是“这个社团怎样才能持续地产出成果”。

如果知识只停留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社团就很难真正成长；如果新成员永远只是旁观者，问题也无法推进。

▲我DP1时的计算机知行合影

正因如此，我开始和同伴一起思考社团的组织架构、梯队建设和知识传承：怎样让新成员更早参与，怎样让学弟学妹也能主持分享，怎样留存教程、代码和项目经验，让后来者可以继承、修改并继续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的不只是管理，而是明白：有时候，共同发问的真正意义，在于搭建一个包容的结构，让更多人都能参与到问题之中。

2.4 实践中的发问：把问题变成行动

在UWC，我日益被影响：有些问题如果只停留在课堂里，是不够的。它们迟早会把人推向现实，推向行动。

对我来说，这样的问题首先出现在“鸟类保护”知行。

起初，我和伙伴们一起观察校园里的鸟类时，我关心的只是“这是什么鸟”。但在邱东老师和知行团队的影响下，我们的提问方式开始变化：从单纯的辨认与记录，变成了

我们在校园里观察、记录，也一次次看到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浮现出来：如何把平时看不见的生态现实，真正带到大家眼前？

于是，我着手搭建Webird平台，将校园鸟类的观鸟记录、地点分布、出现频率和撞鸟情况整合其中。观鸟社团的伙伴们提供了历年详尽数据，陈澈同学负责图标设计与美术优化。

▲Webird网站

这个平台不只是一个网站，更像是把零散观察变成共同的自然记忆、凝聚环保共识的载体。问题也从“我看见了什么”，变成了“我们怎样让更多人看见”。

但实践中的提问并不总是温和的。有时，它来自让人不安的事实。

和同学一起做鸟撞调查时，我们记录到校园里二十多起鸟撞事件。原来“热爱自然”并不只是欣赏、命名与记录，也包括面对人造环境带来的伤害。于是，问题很快变成：既然问题已经被看见，接下来还能做什么？

后来，我们推动了校园透明玻璃上的防撞贴纸安装；“鸟类保护周”也不只是做活动、做展览，而是希望让更多人明白，校园环境从来不是中性的，它会真实地影响别的生命。

我领悟到，实践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把想法“落地”这么简单，而在于它会反过来修正问题本身。课堂上，一个问题可以相对完整；可一旦进入现实，它就会遇见人的习惯、资源的限制、协作的难度，也会遇见那些未曾被察觉的细节。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的不是把理想硬推到现实里，而是让问题在行动中继续生长：一边实践，一边调整，一边倾听现实的反馈。

AI时代：在星空与内心法则之间发问

AI 时代最不缺的，也许就是答案。

一个问题输入进去，系统很快就能给出总结、框架和解释，甚至还能模仿一种成熟的语气，把一段话写得比人更整齐。

在这样的时代里，发问反而变得更重要了。

因为答案越来越容易得到，真正稀缺的，便不再是“说出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问”“谁在这样问”，以及“这个问题最终将把我们带向哪里”。

我想我在UWC学到的“发问”，并不只是一个学习习惯，它更像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准备：在AI生成答案泛滥的时代里，仍然愿意抬头望向更远的星空，也愿意低头倾听自己内心的法则；仍然相信，一个真正好的问题，不只是通向知识，也通向责任、通向自由，通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