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剑桥大学毕业照

六年前的UWC生活

在六年前上UWC，是一种一边摸索一边憧憬的过程。虽然缺少国家委员会和中国校友会的信息，生活却不会被特定的期望所限制，因而更加无拘无束。我那一代的中国同学没有听到过“你像/不像典型的中国学生”（“you are such/ not a typical Chinese student” ）的话，也没有扎堆选过课和服务，或特意不选“比较中国人”的课。

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国家委员会的层层选拔，我没有抱着一种特别强的“使命感”和“目的感”，当时我所期待的只是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对“异”而不只是“同”的理解和感知，友情，健全的人格发展和充分体验生活的机会。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学到了如何不断思索、反思、质疑、对话和讨论。然而也是在个人希望努力生活、学习和触碰世界的初衷下，我发现了集体和社会的纽带的重要性。

在大西洋学院，我和三个不同大洲的室友一起住，一起睡，一起爬灯塔，一起谈人生，整整分享了两年的点滴！我和学生宿舍里的五十名伙伴每天卧倒在沙发上听音乐，聊政治，批判学校，熬夜在洗衣房里互换书看，给宿舍管理员准备开放日活动，大扫除完再做饭。

我和课上的朋友在宵禁之后躲在图书馆码论文，夜游城堡；每周和波兰朋友一起去匈牙利导师家吃冰激凌，互侃苏联东欧后社会主义的笑话；和中国学生组织里的同学一起升国旗，准备中文学习课程和去中国的暑期项目，去小酒馆和森林里参加大西洋学院传统的国际联谊活动（national bonding session）。

在UWC大西洋学院的快乐时光

在UWC大西洋学院的快乐时光

我和社团的同学一起，凭借高中生少的可怜的知识，编排一个学期的活动课程；我们带新生到国家公园里参加入学野营活动；大赦写信活动(Amnesty Letter Writing)的那晚，全校学生不睡，在图书馆里看人权视频，或同意或激辩，然后再写信……

从UWC毕业，我由一个“个人”变成了一个集体中的人：我认识学校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食堂大妈。从一开始的满不在乎，到意识到并认可自己是中国学生组织中的一员，我享受那种能在周五晚上和大陆还有香港的同学一起亲密无间地喝茶聊天的感觉。我是宿舍和学校的一员，那我要参加宿舍会议，定期去听学生委员会的会；我也是民族组织中的一员，社会里的一份子，国家的成员以及世界里的一员。

两年的UWC生活让我意识到自己不只是为自我，而且是作为集体、群体中的一员生活；对大群体的关注、关切、参与和责任成了UWC生活的一部分，我也没法脱离这样的环境生活。

和同学、朋友以及老师之间非常深厚的关系（知道了不少同学的家庭史...）让我不知不觉中也和他们的国家社会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纽带：智利地震了，我的舍友在哪儿；为什么关注巴勒斯坦，因为那儿有我的朋友，而他的家园遭受了不公正。

UWC让我最强烈地意识到我在群体和纽带中生活；我对集体、社会有责任，不能不作为；同时我也和无数人有联系，不能假装置身事外；还有最重要的，友情的纽带。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车人哭了很久，因为知道这种纽带要被隔断了，再也不会是即时即地和你一同处事一同感受，随时给予共情，理解和鼓励的亲密关系了。

UWC大西洋学院毕业典礼上与导师组合影

UWC之后

2012年刚离开大西洋学院的时候，一位老校友跟我说：“若干年后同学们再见面，能不沉浸在对以前的怀旧中，而是还有一起想做的事情，共同讨论的话题，这才是UWC的美丽之处。” 我当时不理解，但现在完全认同他的话。

现在反思UWC和大学经历，我才发现UWC并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开始。UWC培养了我们思索现在身份、现在所有、现在所处地位的能力，并给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学习世界，发现问题，不断进步。这包括许多在UWC上学时并没有的问题，或是UWC宗旨没有号召我们关注的问题，或是UWC自己的不足之处。

2010到2012年间在我上学的时候，世界还“比较和平”，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还不那么明显。在那样的外部环境和大西洋学院的象牙塔中，大家的讨论总是理想化的，或者是比较“软”的，比如：只要我们互相尊重、一起努力，世界总会大同。

大家各自进了大学以后，象牙塔以外的世界就显现了：种族矛盾，性别不平等和暴力，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平，难民危机和宗教冲突，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当年高中生们的 “向着和平的未来努力～”渐渐变成了“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公平和不正义，不要再假装世界很美好，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应该怎样做”。

离开UWC的四年我在心理上并不轻松，当时的美好环境一去不复返，但是感慨和倍受鼓励的是，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好多当年同学共同的感受和行动目标。

UWC只有两年，这之后呢？UWC之后便是摆脱UWC的光环和安全伞，回到现实，思考现实。但若没有那些在UWC获得的视角、能力和宝贵的理想主义，同学们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结合实际，努力思考和行动，并仍怀有热情。

像刚才所讲，离开UWC后的四年，最深的感受就是当年一起在大西洋学院象牙塔中的同学们纷纷都经历了反思以前想法，逐渐正视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不公的过程。有时候我不禁会想，这些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一起溜出去夜奔，在宿舍里开party的朋友，也是今天和我有同样的立场，一起和我声援的朋友。这是多么的幸运！！

2015年的“罗德斯必须倒掉”运动（“Rhodes Must Fall”）和“学费必须下降”运动（ “Fees Must Fall”），我在开普敦上学的南非同学一直在参加[1]；同时十几个在美国上大学的大西洋学院的同学也在为美国的种族间暴力和黑人被枪击案呼喊；那时我也正在剑桥大学参与有色人种女性和去殖民化剑桥社团活动。

那段时间，大家天天在网上聊所思所想，好像又回到了大西洋学院的近在咫尺、互相交流的生活。从前历史课上的两个好朋友，西班牙女生Uxi和波兰女生Aleks，都在伦敦做着女性权益的工作。2012年项目周时和我一起去约旦移（难）民英语学校的Anna在伦敦大学继续做难民教育社团，而Marlene则组织了了解巴以冲突的暑期项目。

在布朗上学的挪威朋友Miriam创立了第一个UWC 心理健康改革论坛，敦促UWC各机构处理校园中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学校教导上的缺陷。还有越来越多当年总是互开一些自己如何像白人，跟本国人如何不同的玩笑（包括我）的非欧洲国家的同学们，现在也越来越正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根源。

同学聚会，拍摄于柏林2014年  

在刚离开大西洋学院的时候，我难过了很长时间，觉得那好像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终结，是一种最友爱、最有活力、最自由、最充满关怀的生活的结束。按以前毕业生的说法，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受的大西洋学院后遗症。

现在发现，UWC不会随着毕业结束，它反而是新的起点的开始。在离开UWC的环境后仍能用它的关怀、热情和理想对待人和事，能超越特定时间和情境中产生的UWC理念，并不断结合实际及UWC之外的观点思考，这是我所认为UWC的教育带给它的毕业生们最重要的东西。 

[1] 关于Fees must fall运动具体可参见这篇文章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53278。Rhodes Must Fall 运动最先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开始，学生们要求学校移除校园里Cecil Rhodes的雕像——Cecil Rhodes是19世纪在南部非洲的英国殖民工业家、钻石商人、血统纯正论者和帝国主义者。Rhodes Must Fall运动后来也在南非其他大学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展开，虽然听起来像是又一个充满象征主义，没什么实质价值的学生运动，但其实这些事件很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英国老牌大学里的帝国情怀与殖民主义的讨论，牛津大学后来也给了校方的回应，许诺要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