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佳，毕业于美国UWC，现就读美国卫斯理（Wellesley）学院。墨佳在大学期间创业，帮助墨西哥的家庭妇女售卖自制食品给年轻的专业人士，并在中国创立公益组织帮助失独家庭。她还代表中国参加了G20女性峰会。

作为常熟UWC学生组织的GenEQ（性别平等）系列讲座所邀请的第四位演讲者，墨佳于1月10日来到常熟UWC与同学们分享了她的UWC和创业经历，并进行反思。她运用心理学所学的知识解释女性在创业和科技领域面临的难题。她表示永远感激在UWC受到的教育，希望以后尽其所能为更多的人提供改变人生的教育机会。讲话全文如下：

我出生和成长在河北省一个叫秦皇岛的小城市。在我正准备参加高考并就读中国大学的时候，我获得了前往UWC的机会。像你们许多人一样，我对国际关系感兴趣并想为联合国工作，所以去UWC是梦想成真了。

在UWC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棒但也是最艰难的时光。它颠覆了我16年来的世界观。它教会了我去捍卫自己的独特之处，它在我身上种下了公益创业的种子。我明白了自己需要采取主动才能让改变发生。

常熟UWC演讲海报

UWC破除了我的许多传统观念，其中之一是性别。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孩，我始终相信我可以做任何事，并且两性之间没有差异。然而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我的家庭成员都无法轻易接受这种观念。人们总是对我的外表评头论足。似乎他们对女孩的期望总是比男孩低。我的亲戚总是告诉我不要这么努力工作，因为有一天我会结婚，然后牺牲事业成全家庭。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总是显得更重要。

通过与朋友的许多次深夜交谈，我意识到这些问题是全世界女性所共同面对的挑战。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我个人的。在我申请大学时，我没有像常人所想的那样去申请常春藤学校。我知道卫斯理——培养出像希拉里·克林顿和宋美龄这样的杰出女性的女子文理学院——才是我的选择。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自己身上强大的创业基因。克林顿全球倡议（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第一次激励了我成立了一个叫做“复活”的公益组织，通过建立互助小组，帮助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失去唯一子女的家庭克服悲伤、走出痛苦的阴影。看着这个组织从10个成员成长到超过100个成员，并且注意到这些家庭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显著改善，我知道我正在发挥积极的影响。

参加克林顿基金会峰会时展示我的公益组织“复活”

我继续保持着这股势头。在大学一年级的冬天，我去拜访我在印度马轩德拉UWC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和她母亲相处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墨西哥妇女所面临的挑战。她们大部分人在休完产假后找不到工作并难以抚养孩子。在我帮助同学的母亲做菜卖给她的邻居时，我产生了发展技术力量来帮助像她这样的女性的想法。我想建立一个出售手工自制便当给年轻专业人士的技术平台。

在大学第一年暑假期间，我获得了去硅谷德雷珀大学（Draper University）参加一个项目的机会，这个项目旨在培养“超级英雄”通过创业来改变世界。正是在那里，我开始孵化自己的创业公司，并对创业公司有所理解。

我被选拔去硅谷的一个创业英雄训练营  

然后到了2015年的八月，我必须决定是否回到卫斯理继续我的第二学年。回学校没有新奇之处。我早已在学校待过14年了。但如果我去墨西哥创业则前途未卜。我对这个国家了解不多，也从来没有办过一家创业公司。我只知道，我还如此的年轻，并且我想推动一些改变。如果我成功了，我会学到很多；如果我失败了（这很有可能），我能学到的会更多。

我选择了少有人走的路，怀揣梦想，孤身一人来到墨西哥。

创业生活与我所期望的完全不同。这个社会颂扬创业和改变世界。它使我们相信创业充满了鲜花和奖赏，并且一夜之间你就可以建成价值十亿美元的创业公司。而真实的世界是创业就意味着没日没夜地工作。我迅速地开始测试市场，并用我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与潜在的客户交谈。我有数不清的会议，并为了找到一个技术方面的联合创始人而参加所有的聚会。我需要迅速扩大我在墨西哥的关系网，并弄清楚商业圈如何运作。我和我的团队做了三个版本的产品，并在市场上进行测试。经过半年的尝试，我们的产品还是没有得到市场的接纳。我面临的种种困难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所以我决定回到学校并进入技术领域。

我的创业公司的同事们

在疯狂的创业潮中，我有幸代表中国到土耳其参加G20女性高峰论坛。论坛汇集了来自G20每个国家的各一名女性来向领导者们就性别倡议提建议。作为一名在创业和技术领域中的女性，我总是在男人的俱乐部中。我决定表明自己的看法并使更多的女性进入到这个领域中。这是我所发现的：

在美国，截止到2016年，女性的大学入学率为72.6%，而男性为65.8%（美国劳工统计局）。然而直到2015年，女性仍然只占计算机领域劳动力的20%，其中不到10%为有色女性（国家女性和信息技术中心，2015）。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算机科学专业中的学生有37%是女性，而到了2012年只有18%（Gilpin, 2014），科技领域中的女性数量减少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创业方面。只有18%的创业公司是由女性来领导的，而仅有10%的全球资金拨给了由女性领导的创业公司（Crunchbase，2016）。

如果你只看企业的最高领导人的统计数字，就更吓人了。世界500强CEO中只有4.6%是女性。

我决定进一步去了解其中的原因，以下是我所发现的。

女性代表在创业和技术领域的缺失实质上涉及两大问题：让年轻女性加入并提拔和留住她们。

首先，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女生决定进入这些领域？

女性缺乏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这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不行。我就存在这个问题。起初我不敢在大学里学计算机科学，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够聪明。然而，我们天生就相信男孩子更聪明吗？不，这是社会导致的。小学家长在数学和科学能力上对女儿比对儿子的期望要低（Furnham，Reeves & Budhani，2002）。他们还相信，女儿的成功归因于努力，而儿子的成功则归因于天赋（Raty, Vanska, Kasanen, Karkkainen, 2002）。

除了自我效能低外，女性还受制于负面的性别刻板印象，其中大多数是无意识的。人们相信男性更具工作取向（agentic）而女性更具关系取向（communal）。他们还认为男性比女性跟科学家更具有相似性（Carliet al., 2016），因为科学家被认为是具有高度工作取向而不那么具有关系取向的。

最后，女性认为她们不属于这个领域。创业和科技公司有着健身、啤酒和通宵熬夜的男性文化，而女性对这些不感兴趣。当我们想到创业公司时，我们想到的是约翰与他兄弟会的兄弟在地下室里写代码，一个星期都不出来。不管真假，至少这是媒体所描绘的画像，而这赶跑了许多女性。这个领域中女性的匮乏导致更少的女性加入，因为她们认为这不是她们的领域，而这反过来又导致更少的女性加入。

G20女性高峰论坛

让女性加入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在科技领域中56%的女性在处于中层职位时离开了公司（全国女性和信息技术中心，2016）。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她们没有晋升到领导层。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把领导与男性特征联系起来。然而，领导和女性特征之间的重叠部分比和男性特征的重叠更多。男性和女性在领导力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是在身体的攻击性（physical aggression）上有所不同。

时间密集型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不相容。照看孩子和家务的重担依然不幸地落在母亲身上。在一个可以每天工作15小时的男性和一个并不比他差却只能每天工作8小时的女性之间，公司选择了前者。

另一大障碍是性骚扰。每3名女性中就有1人在工作中遭到性骚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寻求晋升时都被占便宜。并且当女性受到性骚扰时，70%选择了沉默，因为如果她们这样做，她们会在公司内部自断后路。

最后，女性被认为能力不够。要让人觉得优异，女性的表现必须要超过男性。她们甚至因为有过强的工作取向（agency）而受到惩罚。最好的例子便是希拉里·克林顿。每当她争取一份新的工作时，她的例子就是两次竞选总统，人气就骤降。然而每当她得到某份工作后，比如当第一夫人或国务卿时，她的声望就飙升。她并没有多大变化，变得只是人们的心理。美国人喜欢希拉里，只要她不要求升职。另一项研究来自我的心理学教授琳达·卡尔莉。在小组讨论中，当男性提出异议时，人们会注意到他们的意见；但是当女性提出异议时，人们会注意到而且还会加以批评。

对这种现象，愤慨起不到建设性的作用。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感受化为行动。有无数的事情可以做，但是让我们来谈谈我们能做什么，特别是如果你对技术和创业领域感兴趣。

首先，敢于冒险并采取主动。女性冒险没有男性多。当我选择去墨西哥时，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在那时去和十年之后去做比较，我应该那时去，因为我没有抵押贷款、不需养育子女和照顾长辈。很幸运我们是如此的年轻，因为我们可以承受得起一千次的失败并仍然安然无恙。事实上，世界上99%的人不冒险是因为他们害怕失败，所以我们要早点体验失败，快点失败。

第二，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专家并说出自己的看法。有了互联网，你不需要博士学位才能成为一名专家。我看到过太多的人说他们对科技领域中女性这个话题充满热情，但却无法聊上五分钟。其实简单搜索一个小时便可给予你足够的背景信息去进行有见地的交谈。

第三、别小看自己。你能想象一下我们最好的朋友对我们说：“你不够漂亮”，“你不够聪明去做科学研究”，“没有人会把你当回事儿”。你不会这么想，是吗？但其实那个朋友是真的存在的。它就在我们的大脑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总是对自己说那些话，那些最恶毒的、令自己丧气的话。保持积极的情绪，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你的美丽是独一无二的，你比你想象的更聪明，你正走在改变世界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