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波黑边境难民营的七个日夜
我在波黑边境难民营的七个日夜

这里是比哈奇,一个本文读者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认识的波黑边境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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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却是波黑境内滞留难民最多的城市,离欧盟成员国之一的克罗地亚仅10公里。对于难民们来说,越过这一山之遥,便是光明。我就在这里,与难民们同吃同住一周。

(一)

 

说起难民,你会想到什么?

 

肮脏?强奸?偷窃?

 

这是大多数人们由难民一词联想到的斑斑劣迹,可同时,诸如“难民船只沉没”此类的骇人听闻也在不停地摇摆着民众的良心。想必也有这样一些疑问:

 

难民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是怎么穿过层层把守的边境的?他们能活过冬天吗?他们终点在哪里?他们真的像新闻里所说的那般令人生厌吗?或者更切实际一些,他们脏吗?他们会不择手段的强奸外来者吗?他们真的会抓准机会偷东西吗?

 

怀揣着比这更多的疑问与恐惧,我注册了难民营的project week,10月12日从萨拉热窝坐上了开向比哈奇的10小时长途列车。

 

 

凌晨两点从比哈奇火车站内出来,只觉得浑身发抖。相比十几度的白天,这里的夜间温度常常骤降到5、6摄氏度。本以为过一会儿就可以享受到室内暖气,打开房门温暖的二氧化碳扑面而来的感觉都在脑海中演练过数十遍,可看到住的地方后,我彻底傻眼:

 

一间土坯小房子,一层阴冷的阁楼,五个人挤,没有床,没有暖气,没有被子,五摄氏度。

 

确实是恶劣了点,但是对于钢铁直男的我来说,还是可以哆哆嗦嗦地盖着毛绒卫衣默念着舍己为人入睡的。

(二)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事件背景。

我呢,在波黑上学,在暑假之前,波黑境内都很少能看见中东难民。因为在今年之前,大部分中东难民会去向塞尔维亚,从而进入塞尔维亚以北的——位于欧盟区内的匈牙利。不幸的是,匈牙利在右派执政党的指挥下,于今年上半年彻底地关闭了面向塞尔维亚的边境,塞尔维亚政府也几乎是铲平了难民营。滞留于塞尔维亚的难民只得另谋生路,仅剩的选择便是由塞尔维亚入境波黑,由波黑进入隔壁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位于欧盟区内,且与奥地利等对难民态度较为缓和的国家接壤,必然成为难民们的首选。所以从暑假开始,大量的难民入境波黑,等待着时机偷渡进入克罗地亚。

 

那么偷渡是怎么操作的呢?

有这么一种特殊的职业,叫蛇头,专门服务于难民们,你可以理解它为偷渡中介。他们收了难民的大笔贿赂后便会帮忙安排好可以偷偷运载的司机,到了国境线后再贿赂海关一部分,便能顺利入境。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但是首先,不论你是靠偷钱还是抢钱,攒起来的钱对于蛇头开的价可能都是杯水车薪。其次,蛇头不是每天都会出现的,可能一个月就出现一次,一次也只能带几个人,所以是“等待时机”。

 

再来说说难民营的基础设置。

欧盟的人道组织在比哈奇郊外出资买下了一座废弃的酒店作为难民营,只提供给幼儿,孕妇及有孩子的家庭,并出钱招了几位厨师做几百人的饭,剩下的运营资金都外包给各种NGO, NGO们会定期招募一些纯良圣母的志愿者来帮忙,比如我。

 

卫生方面,私人领域清洁全靠难民自身,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清洁却靠着少得可怜的志愿者,所以走进难民营大厅便能闻到显著的厕所气味。至于个人卫生更是不敢恭维,每一个离开难民营的志愿者都要用杀虱洗发水洗一周头才能确保彻底除去后患。

 

饮食方面,难民营每天供应三餐,正餐标配如图所示:一坨夹着豆粒的饭+几块番茄+两片面包 (着实难吃)

 

志愿者的任务主要是整理出即将分发给难民们的衣物,打扫卫生,以及与难民交流。整理衣物实属不易,面对着装满四个房间的捐赠衣物,我们要将他们全部从尘封已久的袋子中抽出来,先按春 夏 秋分成三类,再将此前的每一类按 成年男 成年女 青少年 婴幼儿 分成四类,最后再将这十二类按尺码分别安放在不同的架子上。有趣的是,从每一个捐赠的衣物袋子中,我都可以通过衣物大概推断出捐赠者的身份,是男是女,身高怎样,是胖是瘦,平时穿衣风格如何(关系到做什么工作),家里几个小孩,小孩几岁。另插一句,大家以后捐赠衣物的时候可以多捐些鞋子。我们在整理捐赠物品时就发现鞋子需求量极大,可供应却极少,可能五大袋衣物里才有一双鞋子。

(三)

 

说来有趣,难民们的英语普遍不太好,却热衷于用蹩脚的英语向我问好,每天见到我必说一句:

“My friend, you good?” 导致我现在的英语也被带偏到 no good 的级别了。

 

想起之前一个小男孩问我 Where are you from?得知我是中国人后突然冒出一句中文的“厉害”,也是把我吓了一跳。

 

可这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的英语问题,我却难以开口反问回去。

 

因为知道不论对方回答的是Iran还是Syria,又或者是其它国家,它都不再仅仅是一个国籍,一本护照了。每一个回答背后都是一条条不同的 深刻的伤痕——伴随着我永远也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苦痛。

 

除此之外,还有不可计数的敏感点。

 

比如不能问他们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现今的数字是被减了多少个“1”后得出的。

 

比如我们演出话剧的时选的剧本必须要排除包含抢劫 偷窃 生死 的内容,因为他们的人生可能比剧中的更要dramatic。

 

比如我一直以来的纠结:究竟是该尝试给难民小孩们留下深刻印象,产生些正面影响,还是该默默地当个一周的陪伴者。

尤其是前者,每个难民营里的家庭都是漂泊不定,根本不是什么团队大迁移,所以难民小孩们完全没有玩伴这种东西的存在。小孩子阿,真的很难对于成年人的大悲和死亡产生同理心的。他们想要的就是个玩伴,一个能说话的人,一个能理解他们的人,而我似乎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可是我只呆一个星期,若我真的给孩子们留下什么深刻影响,之后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是无法负责的,反而更令人失望。因为我无法给予承诺,一周之后我还是要回到学校,开始面对自己的生活,两个世界又恢复到了平行。

 

可每当你想起我,每当我想起那个送给我一片他藏了好久的纹身贴的伊朗小男孩——我又要如何不自责?

 

所以,我宁愿你们最好不要记得我,放心大胆地往前走,不要回头。

 

(四)

 

我想写这么一篇反思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难民营像极了一个原始部落。这几天里,我没见过任何一本书,这里没有知识,也没有规则,一切问题都靠暴力解决。

 

一天,我就亲眼目睹了一场大战。

一个阿富汗小孩和一个伊朗小孩踢足球时撞到了一起,他们就打了起来,动手不够,伊朗小孩就把鞋子脱下来,砸在阿富汗小孩脸上。阿富汗小孩妈妈突然出来,揪住伊朗小孩,直接扇了一耳光。伊朗小孩是个孤儿,没有妈妈能帮忙撑腰,在场的其他伊朗人便挺身而出陷入新一轮混战。混战人群外围站着一排小孩儿,边围观边鼓掌大声鼓励着继续打。我曾尝试劝架,却被阻拦,人们告诉我说 fight everywhere, 这是难民营内种族间的矛盾,我介入也无用, 只得作罢,拿来一堆糖,尝试吸引小孩们注意力。别说谦让了,均分都不可能。一个抓走了将近五分之一糖的小孩在我手上糖被分完时依旧不依不挠,问我要更多。好像对于他们来说,满足自己的全部欲望即正义。

 

瞬间觉得,或许难民营里的这些孩子急切需要的不是有人陪他们玩耍,不是有人每天跟他们说you good。志愿者们着实为孩子们带来了欢乐,但是这种欢乐也只是暂时且只有短期收益的。等志愿者一走,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由战时遗留的“活下去就好了”的愿望已经基本满足了,那么接下来该探讨的该是如何“活在现代和平法制社会里”。

 

他们需要的是教育。

 

正是因为缺少教育,所以才有了人们所控告的一切:没有人告诉他们偷窃和暴力是不对的,没有人教会他们什么是规则,什么是法律,没有人告诉他们何为正义。他们过于淳朴,过于原始,过于wild,就像极了京极夏彦所描述的那样——人类呀,只有在战争时最像人本身的样子,无视一切廉耻道德,只为了生存。

 

以暴力回敬彼此的难民们,为了贿赂“偷渡中介”而攒钱,没有钱就偷,偷不到就抢,被发现就打,打不过就跑。为此而将卫生间与材料柜都上锁的ngo管理者,招募了一群只是来拍照的志愿者们,一天只干两小时活,却嫌苦嫌脏嫌累。可能这就是经典白左,假装告诉自己非常关心世界,然后拍拍照片发个Ins说自己帮助难民去了。似乎一个社会上可见的阴暗面都能在难民营里可见一斑。

 

对于难民问题避之不及的政府,以最坏心态揣测难民们的NGO负责人们,白左且不负责任的志愿者们,打孩子的保安,还有无视一切规则的难民本身,构成了这个微型社会,不知何时会分崩离析。

(五)

 

“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 尼泊尔同学问我。

 

“怎么了?你心情不好吗?” 我问。

 

“只有跟你走的时候,我才不会被街上的人们以鄙夷的眼神所对待。因为我一个人走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我是难民。” 说来也是震惊,没想到我这typical asian face也有了用武之地。

 

“我懂了,跟我走就可以被认为是stupid rich tourists了。” 我努力地用着玩笑话来安慰他,可有些东西无法被粉饰,比如在他对于自己棕色皮肤的煎熬,比如这背后是无数人的歧视,比如一群人不痛不痒地说着“就该回自己国家保卫祖国啊”。

 

没有人会不愿意回家,除非家已经成为鲨口之食阿。

 

这个世界上的一片土地塌陷下去了,一群可怜的人坠入了厄运深渊,失去了一切,每天都活在恐惧中,不知道今晚睡下后明天是否还能睁眼。可岸上的人呐,害怕自己脚下的土地因为那个坑的存在而变的不稳固,便全然不顾坑底的人们的吼叫,往坑里填上泥土。最后,坑里的人被活埋,岸上的人安然自得的踩在万人坑上说着“ 那些人可真弱,都不会爬出来的吗?”

 

 

为什么要帮助难民?

就像he for she,就像straight for lgbt,为什么要为那些似乎和我毫无关系的人而斗争?

 

之前在读一本关于欧洲难民纪实的书时,里面有一句话格外打动我:

“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都不重要。”加尔巴利回答说,“我们都是人类。”

 

有一种能力叫做共情能力。因为都是人类,所以我知道眼泪的份量。

 

抛开无知与偏见,痛苦的感受是共通的:如果我有一天也无家可归,如果我有一天也无路可走,我也会期待来自世界的那么一小份温柔。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觉得自己的力量实在是过于渺小,所能做的只有记录下他们的苦难,打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他们如今的处境。

 

尽管道阻且长,但是,谢谢你读到这里。